结束语：造反、大国干涉和冷战

“结束语：造反、大国干涉和冷战”，录自《冷战与革命——苏美冲突与中国内战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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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造反、大国干涉和冷战

    毛泽东和中共在内战中的胜利，是一场“人民揭竿而起”的革命的胜利：蒋介石的失败，是国民党政权政治、经济、军事崩溃的结果；与此同时，冷战在全球范围兴起对中国内战的结局也起了重要作用——它使得执政者难以垄断国际资源，使得造反者有可能获得外部支援；美国人不喜欢蒋介石，斯大林不相信中共能在内战中获胜，但美苏到头来依然站在国共背后卷入中国内战，这正是冷战的逻辑在起作用！

马歇尔将军在中国一直逗留到1947年1月。但是，同他在1946年所取得的成果相比较，他在通过调停而使国共两党达成协议的问题上再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将军是一位骄傲而又固执的人，他拒绝承认自己无法用政治办法来解决国共之间的冲突。从1946年l0月起，他便知道进一步的调停是无用的，因而将大部分时间花在向美国公众解释为什么在谈判失败之后美国仍应继续向蒋介石政权提供支持。

与此同时，内战愈演愈烈。l946年5月19日，四平落入国军之手，四天后，国民党部队又占领了长春。战争在6月间经历了短暂的停顿之后，毛泽东试图将国民党军队从其正在东北发动的攻势中引开去，战火渐渐向华北和华中蔓延。1947年年中，当林彪部在东北发起反攻后，中共的军事态势逐步得到了改善这以后，共产党在1948年秋冬的一系列大规模战役中打断了国民党军队的脊梁，到1949年初，当蒋介石的残余部队南逃时，国民党政权开始为在台湾建立最后的落脚点进行准备工作。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时，主席和他的听众们都知道，中共已经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无疑还知道，他们成功的源泉在于党在过去30年间所建立起来的来自人民的支持。对毛泽东也是对研究中国革命的大多数历史学家们来说，一个关于中共获得胜利的最基本的事实是，正是人民群众为反对社会不公正、政府腐败无能以及外国统治揭竿而起的暴力行动，促成了这一革命的发展。根据这样的看法，毛泽东在10月1日这一天出现在天安门上，确实意味着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已经站起来了”。

作为对于三年内战中共产党取得胜利和国民党遭致失败的原因的总结，上述关于“人民揭竿而起”的看法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要对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作出全面的解释，还必须考虑到其他一些因素。正如关于中共党史的一些新研究所揭示的，中共在中和和地方各个层次驾驭中国政治的能力对于战胜国民党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在以往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研究中，人们在对共产党胜利和国民党失败的原因进行探讨时往往忽略了国际关系所起的作用。本书则指出，当二次大战结束之际，对外政策在国共两党的战略制订中都占据了关键性的地位。国共两党都希望利用大国的干预来为自己服务，并以此阻止内战的爆发。中国的这两个党为获得国外的支持而进行的种种努力同大国之间的冲突联系在一起，创造了将存在15年以上的国际间结盟的一种新模式。冷战国际体系在中国的崛起也导致了中国内战于1946年爆发蒋介石同苏联结盟的失败，促使他放弃发掘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潜在可能，其结果则是作出对中共开战的决定。由于美国固执地坚持向蒋介石提供军事援助，毛泽东在1946年初终于相信，中共要依靠大国的干预来避免内战是行不通的。中共在国内政治中的成功以及同莫斯科关系的改善，使得党有能力对蒋介石于1946年至1947年间的军事挑战作出回应，并在两年后最终击败这一挑战。

在1944-1946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毛泽东在中共的决策过程中占据着中心地位。除了1945年的最后两个月以外，毛泽东对所有的重要信息和文件（特别是与外交问题有关者）均事必躬亲、亲自审阅。他独特的声誉是建立在他既是政治战略家又是军事战略家的声誉之上的。在党的所有领导人中，只有毛泽东才与前线指挥员保持着与党的书记处及政治局同样密切的关系。

在抗日战争的最后两年里，毛泽东已开始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到国际问题上来。在政治上取得了对于王明一伙的完全胜利之后，主席将他以前对手关于国际形势的一些典型的重要论点吸收了过来。他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同著名的“国际派”周恩来紧密合作，这也使得外交事务得到了他更多的重视。最后，美国对中国战事的日益卷入促使毛泽东相信，大国在战后仍将在中国政治中扮演积极参与的角色。

从1944年开始，毛泽东便坚定地相信，苏联与美国之间的同盟将成为战后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开创和平时代的基石。诚然，他仍然认为，国际间“斗争”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这就如同他在国内同蒋介石的联盟也会时时陷入斗争一样。但是，这些斗争将不会改变大国在国际问题上达成妥协的潮流。在这一即将到来的时期，中共将利用自己在抗战时期所积聚的政治力量去争取更多的权力在这一过程中，苏联不断增长的国际影响力将会使中共受益匪浅。

毛泽东关于对外事务的分析起初是牵强而肤浅的。在他作出这些分析时，他既不懂得外交上的交互影响如流水常变、永无定型，也不了解构成外国领导人动机的想法与思维。造成这种解释上缺陷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毛泽东缺乏关于国际问题的资讯，而在于他不了解大国对于自己在东亚利益上的基本看法。在毛泽东看来，进步力量与反动力量在国际问题上不停地进行着角逐，而国际形势的实际状况则是由角逐双方各自的得分或失分所决定的。毛泽东曾经对身边工作人员表示，这场角逐始终是非常复杂的，并往往在秘密情况下进行。他因而认为，要从新闻报道或私下谈话中获知大国间实际上存在着何种协议与冲突是不可能的。

对于国际政治的这种“神秘化”看法使得毛泽东将自己的分析建立在猜测和凭空的想像，而不是延安所能得到的情报的基础之上。结果，他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常常会对外交实践的特点作出错误的判断，并且只是根据那些符合他们总的想法的报告来采取行动。1945年8月和l2月，延安两次在制订国内战略时以斯大林关于美国人的幻象式“理解”为依据。1946年2月，当马歇尔保证说华盛顿将支持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时，毛泽东又因而便相信和平是不可避免的。

中共的决策进程也因为毛泽东对于中国总的政治形势看法的变化而受到损害，毛泽东的分析可以在几天里便从一种立场转到另一种立场，似乎很不把自己在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上认真表述的看法当做一回事。有的时候，毛泽东灵活的思想方法以及他说服别人接受自己看法的能力是中共的福音，就像他在1945年夏天对党的军事力量进行动员时的情况那样。但有的时候，毛泽东脑子的突然拐弯也会使党面临灾难性的威胁。在1945年秋天以及在毛泽东于50年代末和60年代发动一系列大运动的时候，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但在40年代，毛泽东仍然能够从错误中汲取教训。1945年9月至11月同国民党谈判的失败以及随之而来的外交上的挫折使毛泽东得出结论：只要蒋介石仍然得到美国与苏联的支持，中共就别想在中国取得政权。在山海关之战开始前，他已在就中共应作出怎样的让步以减少同美国冲突的问题进行思考。毛泽东对苏联的政策感到失望，并认为，蒋介石之所以敢于发动内战，莫斯科要承担一部分责任。但是，当国民党军队于1945年11月中旬在华北发起攻势时，延安的感觉是，如果没有美国的建议和支持，国民党是不会这么干的。这又使得毛泽东和刘少奇认识到，他们没有能力打破重庆与华盛顿之间的联盟。

一个看来矛盾的现象是，正是苏联采取的最有害于中共的行动却促成了延安与莫斯科之间更为紧密的合作。194S年11月下旬，斯大林命令中共将其干部撤出东北各大城市，造成了中共与苏联关系的高度紧张，并迫使刘少奇和临时负责中央工作的其他领导人必须在服从还是抵制苏联政策的问题上作出抉择。由于得到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军队此时已开始了对中共的大举进攻，刘少奇只有很小的回旋余地。他只能服从苏联人的意志，并希望这样的做法能够阻止斯大林进一步倒向国民党一边。

1945年末至1946年初，莫斯科向延安发出了善意的信息，这使得刘少奇并随之也使得毛泽东认识到，中共的对苏政策是有收获的。中共与苏联联系的加强以及同时期国民党与莫斯科关系的恶化，毛泽东有能力同蒋介石以武力夺取东北的图谋进行对抗。但毛泽东也知道，莫斯科政策多变。中共要想防止让1945年秋冬那样的挫折再次发生，就必须为自己同苏联的友谊付出代价，避免在国际上和国内实行为斯大林所“坚决反对”的政策。

1946年这一年标志着中共与苏联实际结盟时期的开始，结盟将一直持续到50年代后期。许多观察家都注意到，从1946年初起，延安与莫斯科所发表的公开声明调子越来越相似，这其实并不仅仅是一种巧合。在毛泽东对苏政策的调整与他对马歇尔使命的支持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着任何矛盾之处。直至1947年年中，苏联人对于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一事始终是持赞同的态度的。

苏联人于1946年4月同意让中共接管东北各城市是中共与苏联关系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不对中共占领长春和哈尔滨提出反对，便是重庆和莫斯科之间的联盟已经崩溃的信号。虽然苏联人依然并未向中共提供多大的政治与物质支持，但由于国民党与苏联关系的破裂，使得毛泽东有可能在不对斯大林的对外政策提出挑战的情况下与国民党在东北展开角逐。

毛泽东曾经相信，由于延安与莫斯科之间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信仰，苏联人在红军参战后将会同中共紧密合作。然而，在六个月的时间里同斯大林部队的接触使他认识到，要得到苏联人的合作就只有向他们作出让步。中共与苏联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曾被许多西方历史学家用来解释中共的政策行为。但是，当莫斯科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目中不再是一种遥远的理想典范的时候，这种因素的重要性也开始消褪。对于毛泽东来说，苏联在1945年所奉行的对华政策创造了一种情势：中共既离不开同苏联的联盟关系，但又发现这种关系既不平等也充满坎坷，而构成关系基础的则是远胜于共同意识形态信仰的实际的妥协让步。

毛泽东在试图得到苏联支持的同时，也继续希望避免同华盛顿全面决裂，在他看来，由于美国统治集团内部进步与反动力量之间的斗争，美国的政策既缺乏一致性也难以预料。甚至在美国于1945年10月开始军事上的干涉后，毛泽东仍命令中共指挥员避免与美军发生冲突，寄希望于美国的政策能够重新向着有利于己的方向转变。

毛泽东对马歇尔头几个月的调停所作的解释是，美国对中共的政策已不像先前那么敌对。但是，鉴于美国在1945年秋曾公开对蒋介石在冀东所发动的攻势表示支持，毛泽东不敢说美国政策在马歇尔使命初期出现的变化是“进步力量”在华盛顿占了上风的缘故。相反，他将马歇尔使命看做是苏美妥协的结果，这使得华盛顿向莫斯科作出让步，赞同以和平方式解决中国的问题。

毛泽东对于美国的军事力量有深刻的理解，因而对于同美国发生军事冲突不感兴趣。当国共两党在重庆的谈判陷入僵局而大国之间的关系也于1946年晚春进一步恶化时，毛泽东得出了苏美妥协已经崩溃的结论。在这一新形势下，他知道美国人将会对蒋介石以武力压服中共的行动予以支持。中共的报刊广播于1946年夏对美国政策进行声讨，其目的既是为了向华盛顿发出警告，告诉美国人共产党人不会在军事压力下屈服，也是为了向苏联人发出信号，表明中共对莫斯科的忠诚。这一宣传攻势意在使中共避免与美国人发生冲突并限制与国民党的战争。

中共领导人既不希望看到内战的发生，也没有策划过发动内战。如果蒋介石不曾拒绝接受政治协商会议的协定，或者不曾采取向满洲推进的军事行动，毛泽东也许不会批准林彪占领长春和哈尔滨的计划。但是，当蒋介石加大对中共的军事压力时，林彪的看法渐渐赢得了毛泽东的支持。到1946年4月中旬，毛泽东已经对谈判失去了信心，而认为同国民党的战争不可避免。

正是蒋介石自己发动了那场导致其政权的政治与军事崩溃的战争。他一贯反对向中共作任何重要的让步，并坚持共产党“叛匪”要么归顺政府，要么就与政府交战。蒋委员长的主要目标是要在自己的领导下统一中国。在1946年春天，他感到自己的军事力量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手段。

但是，正如蒋介石的整个生涯已经证明的，他更是政治家而不是军事家。他并不愿意看到一场全面内战的发生：直到l945年底，他一直试图在不必打仗的情况下使共产党人归顺于他。虽然他相信自己的军队要比中共的军队强大得多，但他仍然对于自己政权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一些弱点有着惊人的清醒认识。例如，他知道许多地方领袖对于重庆充其量也只有着暖昧含糊的忠诚，他也知道腐败与浪费正在侵蚀着自己政府的财政状况。为了不使这些问题进一步恶化，蒋介石希望能迫使中共接受他的权威，而不必将有限的资源用于重新燃起的战火。

蒋介石的算盘是，他要利用大国对其政权的支持而使延安认识到继续反对他是无用的。1944年至1945年间，他一直在有力而巧妙地推行着这一战略，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如果我们考虑到蒋介石的政权已经由于日本的无情进攻而变得多么虚弱的话，则我们便不得不对他争取美国与苏联支持的能力刮目相看。

雅尔塔协定和莫斯科条约都包含着国际上对于蒋介石政权的支持。同蒋介石后来的说法正相反，他本人当时对这些协定的看法是相当积极的，并还在这些协定的形成中起过重要作用。主要由于来自美国和苏联的支持，到1945年底，蒋介石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统一中国。    当斯大林要国民党在苏联的合作与美国的军事支持之间作出选择时，蒋介石的国际战略开始陷于瓦解。这使得蒋介石在1946年初相信，他除了用武力对付中共以外，已无他路可走。对国民党的这位领袖来说，马歇尔的调停以及人们为在中国实现和平而提出的种种建议都只不过是对于军事行动的恼人的骚扰。在重庆与莫斯科决裂之后，蒋介石知道他只有通过打仗才能取得对于东北的控制。

同毛泽东一样，蒋介石是冷战的一位后到者。他并不认为同时与苏联人和美国人进行合作有什么矛盾之处；相信，只要驾驭得法，他就能同时得到这两个大国的支持。他强烈地意识到苏美之间日益增长的敌意，但同时却感到，苏美之间的这种对抗对他的政权是有利的，中国则应当避免站在任何一个大国的一边反对另一个大国。

直到1946年初，蒋介石仍然拒绝听取国民党内亲美的上层外交人士的意见，坚持认为同苏联进行合作是可能的。如果斯大林让他有任何理由相信同苏联的合作是会产生积极效果的话，那么，委员长本来是会继续为此而进行努力的。蒋介石对苏联的看法是，这是一个不友好但却讲求实际的大国；它希望从中国得到特殊的让步，不会因为意识形态上同中共的合作而失去得到这种让步的机会。蒋介石认为，尽管中国共产党人很愿意在中国充当苏联的工具，但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提供给莫斯科，斯大林因而不会对他们有什么兴趣。

蒋介石将对外政策视为受到实际利益驱使的一场游戏。他相信，如果他要获得某个外国的合作，他就必须作出相应的让步。他觉得自己知道斯大林想要得到的是什么，无非是像从前的沙皇那样从中国获得领土上的让步，美国的意图则要难以捉摸得多。

蒋介石从来不把中国和美国看做是天然的盟友。他对美国的政治体制并不赞赏。由于罗斯福和马歇尔想要改造中国政治，他对他们在个人感情上也极不喜欢。可是，蒋介石需要美国的援助：为了从美国决策者那里得到这种援助，他将自己的政权描绘为对于美国战后的东亚计划是不可或缺的——先是美国与日本作战时的盟邦，后是美国与苏联对抗时的盟国。虽然蒋介石并不知道怎样做才能赢得美国的合作，但他越来越相信，即便中国发生内战，杜鲁门也将继续对国民党政权提供援助。

1945 – 1946年间，蒋介石的对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成功的。他先后得益于赫尔利作为大使的极端无能和美国军方的反苏偏见，因而即便在他反对美国对华政策时，他仍能得到美国的支持。美国训练、装备并帮助运送他的军队，为他提供情报，还负责为他守卫交通线。总之，比之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和美国人在和平时期成了关系更为紧密的盟友。

然而，蒋介石的对外政策却由于冷战的发生而未能成功地推行下去。不管国民党口头上怎么说，它必须同时依靠美苏两家的支持才能够发展自己的实力地位并避免内战的爆发。当同苏联的联系纽带消失、内战到来时，对外政策就再也不能对国民党在战后所经历的政治失败予以补偿了。尽管蒋介石继续得到美国的援助，但由于他的专制统治，他在经济上的举措失当，以及他对于大多数中国人的要求基本上是无动于衷，国民党政权最后仍然瓦解了。

直到1944年，斯大林对于中国的发展仍然没有什么兴趣。他在东亚的关注中心是日本，所担心的是日本这个敌国会对苏联的远东各省份发起进攻。到1944年底，德国已处于战败的边缘，日本的力量也已大大削弱。此后，斯大林的目标才从避免日本发动进攻转变为准备对日本发动军事进攻。除了彻底打败日本之外，斯大林还希望将苏美联盟扩展到东亚。他也希望能建立苏联在满洲的影响，但又不愿意因苏联在满洲的要求而损害与华盛顿或重庆的关系。恰恰相反，斯大林似乎一度曾相信，《雅尔塔协定》不仅将保证使苏美之间的合作得以继续下去，也将为在中苏之间达成为罗斯福所认可的广泛协议打下了基础。

斯大林在1945年夏于莫斯科举行的中苏谈判中提出的要求大体上温和的。为了避免与美国人发生冲突，斯大林希望在红军对日开战前便同重庆达成特殊的协议。为了达成这种协议，斯大林又不能不在一些问题上同蒋介石妥协。最后签订的条约因而并不是苏联一相情愿的产物。这笔交易的达成是因为莫斯科和国民党政权都对之感兴趣。

斯大林未能在东亚制订一种前后一致的战后外交战略，这不仅摧毁了他同蒋介石的联盟，也大大促成了冷战的到来。起初，当中苏谈判正在莫斯科进行时，他便对美国人向他施加压力的企图作出了过度的反应，拒绝当苏军在满洲发动进攻时同美国进行任何军事上的合作。然后，由于在欧洲经济与政治解决方案问题上的冲突，斯大林开始将苏联在满洲的地位视为同华盛顿进一步讨价还价的筹码，同时却忽略了同蒋介石的交易。

斯大林将美军在华北登陆看做是对苏联在满洲存在的直接挑战。作为对此的一种反应，他试图恢复苏联同国民党在东北的合作，以避免使中美同盟的矛头指向苏联。最后，斯大林坚持要求所有的美军从中国撤退，并以此作为蒋介石为获得苏联的友谊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就迫使蒋介石与莫斯科决裂。

斯大林从不相信中共真正有能力在中国夺取政权。在他看来，在一个由帝国主义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共产党若没有军事力量的支持都不可能取得胜利。鉴于美国军队（而并非苏联军队）在中国除东北以外的所有地区几乎无处不在，斯大林相信，如果内战在中国爆发的话，中共便会被击垮。他不希望中共为夺取政权而对蒋介石提出挑战，而是希望中共以苏联对外政策的需要为转移来设计自己在国内的政治活动。根据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同中共打交道的经验，斯大林完全不知道中共是否会听从自己的劝告。结果，在苏联于1945年8月前所进行的外交和军事规划中，中共没有任何地位。

斯大林对中共的忽视造成了红军初入满洲时对中共的政策缺乏协调。然而，斯大林到9月中旬便认识到，他可以利用中共在东北的存在迫使重庆和华盛顿为取得苏联的合作而付出更大的代价。换言之，苏联同意让中共在满洲建立行政机构也标志着莫斯科为履行8月的协议而期盼蒋介石和杜鲁门作出更大的让步。

当斯大林在11月间由于来自华盛顿和重庆的压力而退让时，中共再次在苏联的对外政策中失去了自己的位置。红军将中共所建立的行政机构从东北各城市中赶了出去，斯大林则告诉延安应寻求同蒋介石达成妥协。这位苏联领导人甚至可能还曾命令红军指挥官在驱逐中共部队时应当尽可能严厉一些，以便试探延安领导人的“国际主义”及对莫斯科的忠诚程度。

斯大林将赫尔利辞职和杜鲁门的1945年12月15日声明解释为华盛顿将减少对中共的敌对的迹象。这一关于美国政策将发生变化的看法促使斯大林对莫斯科与延安之间的关系进行修补。中共已表明了自己对莫斯科的忠诚。斯大林所希望的是，当中共成为联合政府的一员时，将会为苏联的利益服务。

斯大林同重庆的决裂导致了他作出从东北撤出苏军的决定。1946年1月以后，斯大林便已经清楚地知道，蒋介石将把国民党的对外政策建立在与美国结盟的基础之上；即便苏联作出在满洲同国民党合作的保证，也不足以阻止美国在中国的军事存在。因此，苏军继续留在东北已变得毫无意义，这只会增加美国人和中国人对于苏联动机的怀疑，并妨碍莫斯科同新政府建立更好关系的机会。从东北撤军则可以改善亲苏力量在中国的政治地位，同时也可以通过让中共控制北满，使其在军事上讨价还价的地位得到加强。

同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和中苏莫斯科谈判中所取得的成果以及苏联在1945年8月间的军事胜利相比较，战后苏联的对华政策是极不成功的。斯大林不仅失去了影响中国政府的能力，也因为外交举措的前后不一致而冒犯了华盛顿，从而使杜鲁门加强了对于蒋介石的支持。

除了目标上的前后不一致以外，斯大林的政策风格也要对上述失败负责。苏联的这位领导人看来不能让任何其他人代他作出对外政策上的决定，结果，任何问题只要没有像同中共的关系或中苏经济谈判等问题那样引起他的直接关注，就会处于无人处理的境地。此外，斯大林粗暴以及咄咄逼人的个人行为也常常使得他不能实现一些紧迫的政治目标。

同斯大林的动摇不定相比，杜鲁门政府在中国问题上制订与推行对苏政策时要首尾一致得多。这一政策的目标是要限制苏联在中国的影响并防止苏联军事势力在满洲长久存在下去。

杜鲁门作为政治领袖却存在着种种不足之处，例如急躁轻率、缺乏说服别人的能力、不严谨等。但我们不能因此便抹煞杜鲁门政府对外政策的基本构成是高度一致的。在罗斯福死后还只有几个星期里，国务院和国防部的高层官员便已表示要改变罗斯福在东亚同苏联合作的政策，并想方设法地限制苏联的影响。哈里曼、格鲁和国防部的计划制订者们都将美国向蒋介石提供军事及外交支持视为遏制苏联的最好手段。哈里曼在1945年夏中苏莫斯科谈判中对于中方立场的支持则是对于雅尔塔协定的最后一击，同贝尔奈斯关于为外交目的而使用原子弹的主张相比较，这也是一个更好的信号，表明美国的政策发生了变化。

在日本投降后的几个星期里，美国从政治上支持蒋介石发展到保证在军事上向他提供实质性的援助。根据国防部的指示，美军不仅在国民党接管华北与沿海地区时予以协助，甚至还替蒋介石占领主要城市。到11月下旬，在蒋介石的军队与共产党的军事对抗中，美军为前者提供了装备和运输，使之得到了加强。

在作出这些决定的过程中，杜鲁门总统没有起任何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就美国对华政策制订的特殊细节或大体轮廓而言，他都几乎完全没有参与；他个人在其中的影响则只是限于表达了他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极不喜欢。1945年秋天，当杜鲁门的大多数顾问都因苏联日益咄咄逼人的态度而引起警觉时，他本人则在这一点落后了一步。这里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他之所以任命马歇尔使华，并不是为了对莫斯科和重庆发出一个外交上的信号，而主要是为了应付国内对他的政策的批评。

对于国防部为马歇尔使命设计基本政策的那些官员们来说，他作为特使的主要任务是要限制苏联在中国的影响。马歇尔则在评价理解苏联政策的问题上和他的同事们的意见完全一样。他之所以推动美国改变政策，即从向蒋介石提供全面的军事支持到既向他提供军事上的援助又要他施行改革，就是为了使蒋介石成为美国在冷战中更有效和值得信赖的盟友。

可是，由于蒋介石首先关注的是自己政权的生存而不是与苏联的冲突，马歇尔失败了。正如人们经常指出的那样，尽管蒋介石抵制改革，但美国还是决定在军事上继续向他提供援助，这就大大削弱了马歇尔从政治上影响国民党政府的能力。然而，美国政策在更大范围内的不一致对中国政治所产生的影响要大得多。正是苏美关系的破裂使蒋介石清楚地认识到，他不可能再通过同时从美苏两大国得到援助来打败自己的敌人。这一认识使得蒋介石不再把美国的调停放在眼里，而是诉诸战争。但到头来，蒋介石自己的政权却过于脆弱而未能在这场战争中生存下来。

本研究揭示，1946 – 1949年的中国内战是随着冷战的出现而发生的。然而，就冷战观念的形成而言，中国的国共两党始终落在大国的后面。毛泽东和蒋介石直到1946年还相信，同两个大国中的一个结盟并不意味一定要同另一个对抗。国共两党向冷战二元政治的逐渐转变均是大国施加压力的结果：来自美国或苏联的援助都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接受援助者要站在他那一边参加冷战。

国共两党都认为，来自国外的援助对于自己的事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并都试图通过作出政治上和领土上的让步来获得这种援助。民族主义确实在中共和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中都有一席之地，但并没有阻止这两个党中的任何一个在争取得到外国援助时对“民族”利益忽略。国共两党在1945-1946年间为争取外国支持所作的种种尝试，与中国历史上其他时期当权统治者与造反者在国内政治力量对比处于平衡时所采取的战略（这方面的好例子是17世纪中期和19世纪晚期）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到1946年年中，苏美两大国的领导人已将中国内战同两国在欧洲和中东的利益冲突联系在一起。冷战时期的一种典型的认识，亦即两个超级大国卷入了一场全球性的冲突并各自都得到了附属国家的协助，在莫斯科和华盛顿大约同时发展起来。从1945年年中起的那一年里，两大国逐渐埋葬了在他们之间进行合作的一切希望，并将他们在中国的冲突转变为两大国全球冲突的许多组成部分之一。

近年来关于早期冷战的研究得出的一个最重要的结论，就是苏美冲突全球化的进程很早便开始了。虽然华盛顿和莫斯科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的关注中心是在东欧和中欧，但双方要知道自己关于各自意图和能力的认识是否正确，最重要的检验却是在中国、朝鲜、伊朗和希腊等其他地区进行的。在重写早期冷战历史的过程中，年轻一代的历史学家们已经发现，在苏美两国对于世界其他边缘地区的政策中，也存在着我在本书中予以揭示的那种现象：苏联犹豫不决，美国咄咄逼人。

诚如布鲁斯·卡明斯（Bruce Cumings）所指出，对华盛顿来说，冷战的“初期形势”出现于1945年，而不是1947年或那以后。在美国政治领导人看来，造成全球冲突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这一年。在苏联这方面，斯大林未能在这一年就自己的对外政策作出从战争走向和平的必要调整。他并未试图为打消美国的怀疑而制订一项谨慎的、目标明确的对外政策；相反，他的外交忽急忽缓，在采取激烈措施和妥协行动之间大幅度地摇摆不定，这既加深了美国的担忧，也更使得苏联陷于孤立。到1946年年中，斯大林及其助手们都相信，欧洲以外的整个世界都已成为美国向苏联发起大举进攻的舞台。

本书的一个主要发现，是对外政策在中国共产党40年代中期的革命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种在革命斗争中强调国际方面的情况，不仅在本世纪中期东亚地区的革命运动中可以看到，更是冷战时期第三世界革命政党政策中的普遍现象。我们对于对外政策在革命领导人（以及他们的对手）思维中所起作用的这种新认识，将促使历史学家们在研究对外事务对国内政治冲突的影响时提出新的问题。

既然国民党在1945年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拥有优势（其中最有利的看来又是它所得到的外交上的支持），那么，为什么赢得内战胜利的又是中共呢？仅仅以共产党人在中国受到人民大众的广泛支持这一点还不足以对此作出充分的解释。中国的情况和以后许多亚非国家的情况一样，政府因冷战而不可能对来自外国的援助加以垄断，这也就为造反者提供了取得胜利的机会。正如越南的吴廷艳、安哥拉的罗伯托，特别是阿富汗的卡马尔政权一样，蒋介石未能像前冷战时期许多国家的政府那样从享有广泛的国际支援中得到好处。另一方面，发生于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反抗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很少有希望能同一个外部大国建立联盟，相形之下，冷战造成的两极化以及大国冲突的规模则为第三世界的造反者利用国际上的大国体系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打开了大门。通过强调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或战略上的有利之处、或经济上的利益等，东南亚、中南亚、南部非洲以及中东的革命运动才有希望从大国那里得到政治上的鼓舞和物质上的支援。这种结成同盟的新的可能性也极大地改变了造反者获得成功的机会，并保证了新生革命政权的生存。

直至60年代或70年代，大国对于第三世界国家国内冲突的干预不仅仍是冷战的推动力量，也是第三世界各国内部各种力量为争夺政治统治地位的斗争发展的动因。在一个革命的政治变化时代，大国能够对之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也有其局限性。关于冷战国际史的研究正在发展中，我们通过把注意力集中到苏美冲突的地区性方面，便能有许多重要而及时的新发现。